B体育官方文化铸魂：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力量

　　贺祖斌, & 卞志国.(2023). 文化铸魂：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力量. 中国远程教育(08),1-6.

　　【摘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代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意蕴。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生长的灵魂之基、精神之源，凝聚着家国情怀、人本精神、求真务实、创新精神，是支撑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力量。需在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特质基础上将这些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表达，培植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性格，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教育优先发展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点，高等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占据引领性、战略性地位，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隶属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教育百年探索后的内生进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成长于中华优秀文化沃土之上，理应通过汲取中华优秀文化养分铸牢精神脊梁，涵养“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品格。厘清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质，充分发掘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凝炼出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生长的文化力量与思想力量，并将其转化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表达，对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贺祖斌, 2022）。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应运而生，体现出高等教育现代化高度的历史自觉、道路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支点，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周玉 等, 202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创新是核心，人才是关键，教育是根本。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内容，高等教育肩负现代化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支点。第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处于教育体系的顶端，发挥系统性引领作用，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周光礼, 2020）。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与实践进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教育子系统的发展向度，宏观上表现为高阶段教育对低阶段教育的领航，微观上表现为高等教育领域内现代化教育研究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革新。第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强国建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即为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生产力解放的历程，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愈加依赖科技创新。高等教育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杜玉波 等, 2022），是现代化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引擎，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科研目标则是通过构建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增强高校自主科研能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强国建设。第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才强国建设。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主体，在世界全球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叠之际尤为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指向培养具有中国精神、中国品格同时极具科技创新精神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主动投身服务国之大者，铸牢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人才支撑基地。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历史的历程回望、理论凝炼和创新发展。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制度特色、文化特点和价值特性的基本遵循，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建设内容。从历史维度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探索始终与国家现代化历程相应合，始于清末外生型国家现代化“师夷长技”思想指导下的壬寅学制，历经新中国国家工业化初期的高等教育“苏联模式”转向，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自主探索，直至中国式现代化成型期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创生，无不展现出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相伴相生的关系，体现出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面向未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从社会场域上看，现代化是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等多重现代化的总和（韩保江 & 李志斌, 2022），形式上表现为经济现代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究其根本，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终极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增强人的现代性推进社会主义各项现代化事业。提升人的现代性离不开现代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基础保障，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各项现代化事业提供现代人才支撑，因此，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习总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 2017, pp.14-48）中华优秀文化囊括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陆卫明 & 刘艺娃, 2021）。以儒家“仁本”主义为精神内核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保家卫国实践为载体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所需思想力量，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精神支点，集中体现为家国情怀、人本精神、求真务实和创新精神。

　　家国情怀作为民族意识载体镌刻于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蕴含对家国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特殊的地域条件和社会架构孕育出基于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文化，它既包含通过移孝作忠，把在家尽孝情感转化成为国尽忠的自下而上的道德情感，也包括通过爱民如子使为政者治国如家的自上而下的道德责任（刘余莉 & 聂菲璘, 2021）。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儒家“仁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开创者孔子本人穷极一生倡导并实践仁爱与仁政，如《论语》所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杨伯峻, 2015, p.16）。汉代礼学家戴圣将国家治理与个人“修身”“齐家”建立联系，在其所编《礼记》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王文锦, 2016, p.822）。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入中华文化基因，成为家国情怀的精神纲领和行动指南。历史上不仅涌现出诸如妇好、花木兰、岳飞等保家卫国英雄典范，还催生出许多壮美爱国爱家表达，如：晏婴的“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婴, 2016, p.11），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 ，而殉国家之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这些人物故事及时代表达进一步铸就了中华优秀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精神之魂与力量之骨。在、建设时期，中国党赓续家国情怀的时代表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孕育出“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在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总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新华社, 2019），“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华社, 2015）。未来，家国情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点，同时也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凝聚建设合力。

　　中华文化根本精神在于意欲自为调和（梁漱溟, 2006, p.59），侧重于关照个体在社会场域与己、与人、与社会互动中实现身心和谐，体现在修己、达人和经世三个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修己层面上，中华优秀文化核心思想是“仁”，认为修身即为塑造完美人格 、培养高尚精神、实现身心和谐统一。《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 2015, p.99），指出教育不仅需要充实学问，更需要涵养品格，提升主体精神境界。正是这种个人精神境界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指向开启了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人生境界学说（叶朗, 2011, p.11）。在达人层面上，中华优秀文化强调追求在主体关怀中实现人际平衡与和谐（费孝通, 2014, p.48）。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思想为“仁、义、礼、智、信”。《孟子》对此做出具体说明，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思想至今仍是我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经世层面上，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更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民”，主体关怀更是对“民”的关怀。《尚书·五子之歌》所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充分地表达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杨伯峻, 2015, p.181）、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荀况及, 2015, p.118）等思想凝聚成厚重的“民本”文化底蕴。新时期，中国党人结合和建设实践升华了传统人本精神表达。创造性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成为激励历代党人为国为民奋斗的精神力量。以来，习总先后提出“人民之上”“生命至上”等理念以及“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新华社, 2021）等论述。这些人本精神资源理应成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人本精神支点。

　　中华文化是唯一发展至今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其生命力源于内在文化品格。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重要内生品格，求真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自然改造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道”与“术”的普遍执着，使中华优秀文化始终指向客观世界，体现在对客观规律的探索自觉与实践自觉。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反映出中华优秀文化对“道”推崇备至，认为“道”可以通晓一切时空变化，具有超越生命的价值。中华优秀文化的“求真”是指向“务实”的，即对“道”的执着与探索最终是要回归改造客体世界的“术”，反映出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观现实性和实践自觉性。如《道德经》中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如《荀子》中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荀况及, 2015, p.1），抑或《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古人的智慧和思想逐渐沉淀、扎根、生成中华优秀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影响下，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此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党人屡次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功指导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在科技、民生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新时期，习总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习, 2016, p.9），“是中国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习, 2014, p.25）。今后，求真务实依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需坚守的精神品格。

　　创新精神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对客观世界的辩证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早期即形成天地万物动态变化、相生相克的世界观，认为世间存在皆处变化之中，正如《道德经》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抑或《神仙传·麻姑》中沧海桑田典故等。对客观世界动态发展规律的把握促成积极顺变心境与应变创新精神的自在生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经典名句皆反映出主体面对客观世界变化尤其是消极变化时采取积极顺度带来的心境升华。中国传统哲学代表性著作《易经》蕴含万物皆变、通变致久的传统哲学。